《韩碑》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创作的一首七言古诗。这首诗是一则历史。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宰相裴度率兵平定淮西，但首先破蔡州生擒叛者吴元济的是大将李愬。宪宗命韩愈撰《平淮西碑》时，韩主要是突出了裴度在执行宪宗旨意后的运筹帷幄，引起李愬不满。愬妻（唐安公主之女）进宫诉说碑文不实，宪宗就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观点迥然不同。李商隐是完全赞同韩愈观点的，诗中强烈地表达以对《韩碑》被磨去的愤慨，更热情地歌颂了这篇碑文。

　　作者在诗中赞同韩愈《平淮西碑》的观点，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对平叛统一予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国家的治乱主要归结于宰相的政绩，诗中高度赞扬了宰相裴度的丰功伟绩，含蓄的批判了李愬自私自利的行为。

　　韩愈的《平淮西碑》，歌颂了平叛战争，突出宰相裴度的战略决策之功，着眼于宣扬唐朝廷削平藩镇割据的战略方针，表现出独特的政治卓见。段文昌重撰的碑文，对李愬的功绩叙述充分，但在大处方面逊于韩碑。李商隐在这首诗中极力推崇韩碑，一再强调裴度的决策、统帅首功，功不可灭，体现出他将国家治乱归于中枢是否得人的一贯主张，强烈的向往对宪宗和裴度在伐叛战争中的明断果决和相互信任，而对宪宗后来信谗推碑之举不无微词。

　　这首叙议相兼，而以叙事为主。描写了裴度奉命任统帅讨平淮西叛镇，韩愈奉命撰碑及推碑的过程。

　　诗的开头以平叛战争的缘起；最后一段，是对韩碑的热烈赞颂。这首诗气势磅礴。诗一开始，就渲染宪宗的“神武”和平叛的决心，显示出一种雄健的气势。“誓将上雪列圣耻”一句，将眼前的平叛战争和安史之乱以来国家多灾多难的历史联系起来，表明此役关系到国家的中兴。接下来写淮西藩镇长期反抗朝廷，突出其嚣张跋扈的气焰，以反衬下面裴度平淮西之功的不同寻常。

　　第二段开头四句，承接开篇四句，先点出宰相裴度，暗示“上雪列圣耻”的关键在于“得圣相”。随即直入本题，叙述裴度统兵出征，简明直率，毫不拖泥带水。接下“愬武”四句，从麾下武将文僚一直叙述到勇猛的士兵，表现裴度的最高统帅形象和猛将精兵如云的宏大声势。

　　第三段开头两句，承上启下，从平蔡过渡到撰碑，是全篇的枢纽。奉命撰碑的过程，不但写了宪宗的明确指示，韩愈的当仁不让，而且写出宪宗的颔首称许，韩愈的稽首拜舞，韩愈受命之后，作者再用详笔铺写撰碑、献碑、树碑的过程。“点窜”二句，用奇警的语言写出韩碑高古典重的风格，“ 句奇语重”四字，言简意赅，揭出韩碑用意之深刻。紧接着又写推碑和诗人对这件事的感慨。写推碑，直言“谗之天子”；抒感慨，盛赞“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认为韩碑自有公正评价，推碑磨字也不能消除它在人们心中留下的深刻影响。

　　最后一段，描绘韩碑关系到国家中兴统一事业，赞美它的不朽。开头四句将“圣皇及圣相”的功业与“公之斯文”紧密联系起来，强调韩碑具有记述歌颂统一大业功勋。最后以“传之七十有三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收束全篇，说明韩碑流传千古的不朽价值。

　　这首诗既表现了不入律的七古笔力雄健的特点，又吸收了韩诗以文为诗，多用“赋”的经验，形成一种既具健举气势，又有条不理地叙事、议论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