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揩着眼泪啊声声长叹，哀叹人民的生活多么艰难。

我虽爱好修洁严于责己，可早晨进谏晚上即遭贬。

他们弹劾我佩带蕙草啊，又因我采白芷加我罪名。

这是我心中追求的东西，就是多次死亡也不后悔。

怨就怨楚王这样糊涂啊，他始终不体察别人心情。

群臣都妒忌我的丰姿，造谣诽谤说我妖艳好淫。

庸人本来善于投机取巧，背弃规矩而又改变政策。

违背是非标准追求邪曲，争着把苟合取悦作为法则。

忧愁烦闷啊我失意不安，现在孤独穷困多么艰难。

宁可马上死去魂魄离散，媚俗取巧啊我坚决不干。

雄鹰不与那些燕雀同群，原本自古以来就是这般。

方和圆怎能够互相配合，志向不同何能彼此相安。

宁愿委曲心志压抑情感，宁把斥责咒骂统统承担。

保持清白节操死于直道，这本为古代圣贤所称赞！后悔当初不曾看清前途，迟疑了一阵我又将回头。

调转我的车走回原路啊，趁着迷途未远赶快罢休。

我打马在兰草水边行走，跑上椒木小山暂且停留。

既然进取不成反而获罪，那就回来把我旧服重修。

我要把菱叶裁剪成上衣，我并用荷花把下裳织就。

没有人了解我也就罢了，只要内心真正馥郁芳柔。

把我的帽子加得高高的，把我的佩带增得长悠悠。

虽然芳洁污垢混杂一起，只有纯洁品质不会腐朽。

我忽然回头啊纵目远望，我将游观四面遥远地方。

佩着五彩缤纷华丽装饰，散发出一阵阵浓郁清香。

人们各有自己的爱好啊，我独爱好修饰习以为常。

即使粉身碎骨也不改变，难道我能受警戒而彷徨？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荡荡，不见端绪。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关于《离骚》的创作年代，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据此则当作于屈原放逐之后。今人对此说法不一，有说作于楚怀王时屈原被疏远以后，还是作于楚顷襄王时屈原被流放以后，有说作于怀王末顷襄王初，有说始作于怀王时而成于顷襄王初，迄无定论。关于《离骚》的创作缘由，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它为诗人的自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