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山山行》是北宋诗人梅尧臣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诗作于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当时诗人三十九岁，是其前期作品。这首五言律诗写鲁山行的野景、野趣，突出表现山林的幽静和山行者的愉悦心情。

　　这首诗语言朴素，描写了诗人深秋时节，林空之时，在鲁山中旅行时所见的种种景象。其中情因景生，景随情移，以典型的景物表达了诗人的“野情“，其兴致之高，为大自然所陶醉之情表露无遗。

　　这首诗运用丰富的意象，动静结合，描绘了一幅斑斓多姿的山景图：深秋时节，霜降林空，诗人在鲁山中旅行。山路上没有其他人，诗人兴致勃勃，一边赶路一边欣赏着千姿百态的山峰和山间的种种景象。隐隐约约从云外传来的一声鸡鸣，告诉诗人山中人家还离得很远很远。

　　这是一首五律，但不为格律所缚，写得新颖自然，写尽山行情景。

　　山路崎岖，对于贪图安逸，怯于攀登的人来说，“山行”不可能有什么乐趣。山野荒寂，对于酷爱繁华，留恋都市的人来说，“山行”也不会有什么美感和诗意。此诗一开头就将这一类情况一扫而空，兴致勃勃地说：“适与野情惬”——恰恰跟作者爱好山野风光的情趣相合。下句对此作了说明：“千山高复低。”按时间顺序，两句为倒装。一倒装，既突出了爱山的情趣，又显得跌宕有致。“千山高复低”，这当然是“山行”所见。看见了山野非常喜爱，心中很满足，群山连绵起伏的，时高时低，一个“惬”字，足以体会出当时作者心满意足的心情。“适与野情惬”，则是“山行”所感。首联只点“山”而“行”在其中。

　　颔联进一步写“山行”。“好峰”之“峰”即是“千山高复低”；“好峰”之“好”则包含了诗人的美感，又与“适与野情惬”契合。说“好峰随处改”，见得人在“千山”中继续行走，也继续看山，眼中的“好峰”也自然移步换形，不断变换美好的姿态。第四句才出“行”字，但不单是点题。“径”而曰“幽”，“行”而曰“独”，正合了诗人的“野情”。着一“迷”字，不仅传“幽”、“独”之神，而且以小景见大景，进一步展示了“千山高复低”的境界。山径幽深，容易“迷”；独行无伴，容易“迷”；“千山高复低”，更容易“迷”。著此“迷”字，更见野景之幽与野情之浓。

　　颈联“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互文见意，写“山行”所见的动景。“霜落”则“林空”，既点时，又写景。霜未落而林未空，林中之“熊”也会“升树”，林中之“鹿”也要“饮溪”；但树叶茂密，遮断视线，“山行”者很难看见“熊升树”与“鹿饮溪”的野景，作者特意写出“霜落”、“林空”与“熊升树”、“鹿饮溪”之间的因果关系，正是为了表现出那是“山行”者眼中的野景。惟其是“山行”者眼中的野景，所以饱含着“山行”者的“野情”。“霜落”而“熊升树”，“林空”而“鹿饮溪”，很是闲适，野趣盎然。

　　苏轼《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诗云：“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无乃枯木形，人禽两自在！······”梅尧臣从林外“幽径”看林中，见“熊升树”、“鹿饮溪”，那正是苏轼所说的“无人态”，因而就显得“自在”。熊“自在”，鹿“自在”，看“熊升树”、“鹿饮溪”的人也“自在”。

　　此联就可以说是“状难状之景如在目前”。而且还“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熊升树”、“鹿饮溪”而未受到任何惊扰，见得除“幽径”的“独行”者而外，四野无人，一片幽寂；而“独行”者看了。“熊升树”，又看“鹿饮溪”，其心情之闲静愉悦，也见于言外。从章法上看，这一联不仅紧承上句的“幽”、“独”而来，而且对首句“适与野情惬”作了更充分的表现。

　　全诗以“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收尾，余味无穷。杜牧的“白云生处有人家”，是看见了人家。王维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是看不见人家，才询问樵夫。这里又是另一番情景：望近处，只见“熊升树”、“鹿饮溪”，没有人家；望远方，只见白云浮动，也不见人家；于是自己问自己：“人家在何许”呢？恰在这时，云外传来一声鸡叫，仿佛是有意回答诗人的提问：“这里有人家哩，快来休息吧！”两句诗，写“山行”者望云闻鸡的神态及其喜悦心情，都跃然可见、宛然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