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秦国势不两立，燕太子丹为这块心病十分忧虑。

　　决定用樊於期脑袋作信物奉行刺秦王的短浅计谋，让荆轲带上匕首赶赴秦地。

　　整年里卑词厚礼，奉养荆轲，恰逢人们将受屠戮，军事形势十分危急。

　　微言大义激起樊氏深怨，献出人头，荆卿圆睁双眼怒气冲冲辞别燕国首都。

　　北风里一曲悲歌，易水送行场面壮烈，洒酒祭祀天地登车挥鞭长驱。

　　把密封樊於期首级的匣子送给宿敌秦王，当面打开燕国的地图割让土地。

　　突然间闪闪电光，图穷匕首见，可惜拿匕首的人不是行家，耳热心悸。

　　开始行事时锐气何等锋利，到紧要关头他却犹豫无计。

　　突然间似长虹横贯太阳，匆忙中反而自遭诛杀。

　　秦王拔剑而起，盛怒伐燕，号呼声似风雷贯耳，秦军向燕地进发。

　　燕王斩下太子丹头颅讨好秦国，仍被追伐得到处奔跑，没有容身之舍。

　　秦兵铲平城邑除掉燕王亲姻家族，燕国的官署宫观都被烧毁践踏。

　　开始行事时指望消除灾祸，最终反而触动了灾祸的机匣。

　　秦王的兼并靠的是诈力，与讲信义的齐桓公大相径差。

　　怎能仿效勇士曹沫劫齐桓公的故事呢，实在叫做有勇无谋愚蠢更甚。

　　世间流传的史事本来就多有谬误，太史公已从秦侍医夏无且那里早有叹嗟。

　　《咏荆轲》是晋宋之际文学家陶渊明创作的一首借史咏怀、托古言志的咏史诗。这首诗同《咏三良》《咏二疏》是陶渊明三首著名的咏史诗，三篇体制大体相当，当为同一个时期的作品。但具体创作时间大致有两说：一说作于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之后不久，约在永初三年（422），陶渊明五十八岁；一说约在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当时陶渊明五十岁，与《杂诗十二首》写作时间相近。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

　　此诗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荆轲刺秦王的壮举，充分地表现了诗人对黑暗政治、强暴势力的憎恶和铲强除暴的愿望。全诗大部分篇幅都用来写荆轲之行，以此着力渲染荆轲不畏强暴、义无反顾的慷慨悲壮之举；刺秦王的过程只以“图穷”以下四句简要叙述；诗的最后两句，体现了诗人对奇功不建的无限惋惜之情。此诗写得笔墨淋漓，慷慨悲壮，在以平淡著称的陶诗中别具一格。

　　陶渊明的这首诗取材于《战国策·燕策》《史记·刺客列传》等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荆轲刺秦这一历史故事。诗人以豪迈的诗笔塑造了一个除暴勇士的生动形象，用惋惜赞叹的语言歌颂了荆轲的壮烈活动，抒发了诗人内心无限的感慨。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而形成了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彩而又有分量的结尾。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说明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

　　此诗按照事件的经过，描写了出京、饮饯、登程、搏击几个场面，尤其着力于人物动作的刻画，塑造了一个大义凛然的除暴英雄形象。比如，“提剑出燕京”，写出了荆轲仗剑行侠的英姿；“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更以夸张的笔法写出荆轲义愤填膺、热血沸腾的神态。而“登车何时顾”四句，排比而下，一气贯注，更写出了荆轲义无反顾、直蹈秦邦的勇猛气概。诗中虽没有正面写刺秦王的场面，但从“豪主正怔营”一句，可以想见荆轲拔刀行刺之时那股令风云变色的虎威。这首诗还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来烘托荆轲的精神面貌。最典型的是易水饮饯的场景。在萧杀的秋风中、滔滔的易水上，回荡着激越悲壮的乐声，“悲筑”“高声”“哀风”“寒波”相互激发，极其强烈地表达出“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