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织》见于《聊斋志异》第四卷，其内容久为人们所熟知。它深刻揭露了“苛政”之危害。孔子云：“苛政猛于虎！”虎狼噬人，毕竟也仅止于一时，受害也仅限一身，而苛政之下，民不聊生，“贴妇卖儿”，甚至家破人亡，祸害之惨烈，诚然是触目惊心。但《促织》也不纯然是一篇刻面黑暗现实的写实之作，它既有对于苛政的谴责抨击，也有颇具荒诞喜剧风格的幽默谐谑之笔，还穿插了一些离奇恍惚的怪诞情节，这使它在表现风格上更加斑斓多彩，较之许多揭示苛政的写实之作，更富有想象奇妙的艺术表现力。

　　小说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小人物的人生悲喜剧。成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读书人，却因为懦弱可欺，被硬派给一个“里正”的差使。担任这个差使要完成各种横征暴敛，必须有铁腕和冷酷心肠，逼着各家“贴妇卖儿”才行。可想而知成名根本不是这块料，征收不足，他只有用自己的家产来补贴。不到一年，他那点微薄的家产就已经赔光。而上面又来了命令，让他进贡促织。他既不敢向各户追逼，又无钱购买促织交差，真是一筹莫展。妻子出主意，说不如自己去捕捉，万一捉到一只两只，那就可以交差了。于是成名手拿竹筒，满世界钻缝掏洞。可是这蟋蟀也不好捉，往往一连几天，都没什么收获，好不容易捉到一两只，又根本够不上进贡的等级。交纳的期限已经过了，成名一再受到板刑，两腿被打得脓血淋漓，路也走不了，更没法子去捉蟋蟀了，瘫在床上，完全绝望了。这时村里来了个驼背巫婆，据说算卦特别灵。成名的妻子赶忙去占卜，献上礼金就心中默祷，不一会儿从门帘儿里扔出一张纸。拾起来看看，上面画着楼阁、巨石，一只癞蛤蟆还有一只蟋蟀。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看到蟋蟀，正合了自己心思，连忙回去让丈夫看。成名就考虑，这或许是指点他到这个地方去找。他觉得很像村东的大佛阁，就拄着拐杖慢慢挪去了。在那里，他真的看到了癞蛤蟆，也有一只蟋蟀跳过去，成名非常激动，追踪而去，提住了蟋蟀。这只蟋蟀样子很俊健，身材硕大，一看就是上品。成名高兴极了，把它小心地养在瓦盆里，用煮熟的栗子和蟹肉饲喂，只等期限到了上缴。但九岁的儿子非常好奇，趁父亲不在，想偷偷看看这只蟋蟀是什么样子，谁知盆盖刚刚掀开，蟋蟀就飞蹦而出，吓得他赶忙用手去扣，但是用力太猛，捉到手一看蟋蟀腹裂腿断，已经活不成了。孩子哭着去告诉母亲，母亲惊恐变色，怒斥他闯了大祸。等到成名回来，听到这个消息，自然是暴跳如雷，可是孩子却不知去向了。很快夫妻二人就发现他们已经遇到更大的不幸：惊恐过度的儿子已经投了井！等到把孩子捞上来，两个人呼天抢地、悲恸欲绝，哪里还顾得上蟋蟀。天快黑了，成名缓过神来，打算先把儿子掩埋了再说，伸手一摸，发现孩子好像还有一丝气息，夫妻两个又惊又喜，连忙把儿子搬到床上。到了半夜，孩子总算缓过气来，两人这才放下心来。可一看空的蟋蟀笼，立刻又忧思如焚。就这样大睁两眼熬到天亮，成名忽然听到门外似乎有蟋蟀鸣叫，出来看看，像是先前那一只。急忙去捕捉，仔细看这蟋蟀小得很，他很失望，捕捉的热情也就不高。正犹豫间，小蟋蟀竟跳到他袖子上，于是捉回来。但是心里总觉得它不够好，怕交不了差。但是没想到这个小蟋蟀特别能斗，不但斗败了个头比它大的蟋蟀王，连想要吞吃它的一只公鸡，都被它制服了。成名真是喜出望外，把它献了上去。蟋蟀大显威风，战败了所有对手。皇帝龙心大悦，重奖了经手进贡蟋蟀的巡抚；巡抚一高兴，给了经手此事的知县一个“政绩卓异”的评语；知县升官有望，觉得不能忘了成名的功劳，不但免去他里正的苦差，还授意学官让成名进入县学做了生员。巡抚也赏赐了成名许多财物，成家在经济上彻底翻了身。过了一年多，成名的儿子完全恢复了精神。他说此前自己恍恍惚惚，似乎变做一只蟋蟀，特别能斗，战败了许多对手，后来才醒了过来。

　　小说一波三折，写出了主人公命运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让读者的心也随之起落沉浮，转瞬之间，就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况味，真令人百感交集。作者以一支生花妙笔，将故事组织得意想不到，波澜迭起，称得上是短篇小说的大家。小说围绕一只小虫，写尽人间悲酸，让读者目睹了一个小人物的人生悲喜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正面抨击、揭示暴政之危害性，像唐代柳宗元的名篇《捕蛇者说》那样，而是几近游戏笔墨，一味地皮里阳秋，看似平淡铺叙，却处处有讽剌和揭露。小说开端写成名作为一个良民为里正差使赔尽家产，已经含有讽刺意味；然而他又遇到一个更大的难题——征收促织。他整日里忙于奔走捉虫、又被打了许多板子，而导致他荒废了正业又饱受苦刑的缘由竟是那么不足道——只为一只小小蟋蟀，就完全搅乱了他的正常生活。接下来作者匪夷所思地虚构了一个神怪之笔，让他在神灵指点下，终于捉到一只上品蟋蟀。故事发展到这里，让人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觉得成名还算走运，这一关居然让他闯过去了。然而变生不测，小说又掀起新的波折。由于儿子的好奇心，蟋蟀意外死亡，交差自保的希望破灭了，又谁知祸不单行，儿子跳井，让成名夫妻彻底失去了生活的希望，陷入绝望深渊。这一段是小说中最为沉痛的部分，作者简洁的描述，充分勾勒出人物内心深切的、难以言表的悲恸和挫败。如果读者再一次检视导致成名走向悲剧的起因——蟋蟀，就会倍感整个事件除了悲惨，还有一重强烈的荒诞性。小说开端交待，此事起因十分偶然。华阴县令想讨好上司，进献一头蟋蟀，没想到皇上很喜欢，命令从此按常规进贡。由此才波及民间，扰乱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最终还酿成像成名这样的家庭悲剧。一个不足道的起因竟然给百姓造成如此悲惨的遭遇，事件本身可谓荒诞感十足。作者通过这样的组织、暗示，再一次向人们揭示社会生活中的荒诞混乱、毫无理性，讽刺功力自是上乘。写到儿子投井、成名夫妻痛不欲生，已经达到悲剧高潮，似乎无法再作推进，通常，一个人物遇到这样可怕的命运，接下来的情节进展，恐怕只能是人物自尽，那样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但是《促织》并没有这样处理，作者许是出于同情，或是感到意犹未尽，笔锋一转，竟然给故事营造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颇具喜剧风味的结局——儿子死而复苏，成名又得到一只更加神奇的蟋蟀，贡献到皇帝那里，竟然为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气。

　　这个结局有明显的虚幻性：不是每一个暴政之下的小民都有这份好运逃离不幸、获得荣华富贵的。但是这个结局也不能说纯属虚构，总会有人因为讨得皇帝、高官的欢心而平步青云。也有人认为作者虚构了这个大团圆结局是一种浅薄庸俗的表现，但这个评价还是比较简单化的。其实成名这种反差鲜明的前后两种不同命运的对照，更能够揭示专制政治下小民命运的变幻无常、难以自主。成名因为横征暴敛而破产、破家，又因为迎合了皇帝的嗜好而时来运转，这本身就具有讽刺意义，表现了作者对于统治者荒谬行径的不满和批评，况且作者也颇具深意地在结尾处交代那只勇敢善战的小蟋蟀，实际上是成名的儿子的精魂所化。这看似无关紧要的一笔，其实是具有尤为重要的暗示和含蓄意义——它让人由此意会到小人物的不幸之深切惨痛——年仅几岁的小孩子，也要分担父母不幸的命运了。好奇心本是儿童天性，孩子却因为这份好奇几乎丢了性命；幸而不死，这个孩子停留在迷茫昏聩状态一年多，是因为他那小小的神魂还要化作蟋蟀，为改变父母的悲惨命运去搏击，为讨得皇帝的欢心去厮杀，而且每当音乐奏响，这个小精灵还要“应节而舞”，博得皇帝“大嘉悦”。小民被敲骨吸髓、倾家荡产以满足统治者的贪欲，甚至连魂魄也不得安宁，还要化身异类，去逢迎帝王的嬉游。作者这冷峭奇诞的笔触里，流露出一种极度的悲哀沉痛。

　　正因为这个故事的结局建立在一个具有如此虚幻色彩的支点之上，读者终于会意识到成名的幸运毕竟只能是一种善良的幻想，或者说是承担一种反讽的功能，而无法改变现实生活中众多的小人物的悲剧命运，这也就更加反衬出成名悲剧命运的必然性。所以，稍有理性的读者，都不会满足于作品所虚构的圆满结局，掩卷之后，仍然会为成名的不幸而心情沉重、难以释怀。可以说，这看去匪夷所思的一笔幻设情节，恰似画龙点睛的关键一笔，小说因而获得了更为深邃的内涵、更加神采不凡的表现力，使小说超越许多描写苛政危害的写实之作，产生了一种深沉幽微的感人情氛。可以说，千百年来辗转于苛政魔爪之下的小人物的沉哀剧痛、惨淡无告的入生悲剧，不是蒲松龄的雄健凌厉的巨笔，恐怕很难有如此淋满尽致、惊心动魄的表现。

　　《促织》继承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优秀传统，十分注重情节结构的营造。小说通过主人公成名从悲到喜、喜极生悲、悲极复喜，祸福转化的奇特故事情节，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统治者“宫廷”的骄奢淫逸，以及各级官吏的媚上责下“假此科敛丁口”等等罪责，同时也揭示了封建社会制度本身的黑暗和腐朽性。同时，文章在语言方面推敲斟酌，精练生动，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有所突破，使文中的人物都能栩栩如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是一篇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的短篇小说精品，是蒲松龄的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