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泻水置平地,
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
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
举杯断绝歌《路难》。
心非木石岂无感?
吞声踯躅不敢言。
往平地上倒水,
水会各自向不同方向流散。
人生是既定的,
怎么能成天自怨自艾。
喝酒来宽慰自己,
因举杯饮酒而中断歌唱《行路难》。
人心又不是草木怎么会没有感情?
欲说还休欲行又止不再多说什么。
1、“泻水”二句:往平地上倒水,水流方向不一喻人生贵贱穷达是不一致的。 泻,倾,倒。
2、“举杯”句:这句是说《行路难》的歌唱因饮酒而中断。
3、吞声:声将发又止。从“吞声”、“踯躅”、“不敢”见出所忧不是细致的事。
4、踯躅(zhí zhú):徘徊不前。
5、举杯断绝歌路难:因要饮酒而中断了《行路难》的歌唱。
6、断绝:停止。
这首诗是《拟行路难》中的第四首。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此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
鲍照(约415年~466年),唐人或避武后讳而作“鲍昭”,字明远,祖籍东海(今山东省郯城县,有争议),大概出生于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南朝宋文学家,与北周庾信并称“鲍庾”,与颜延之、谢灵运并称“元嘉三大家”。鲍照家境贫困,因而年少时曾从事农耕;元嘉十二年(435年),鲍照献诗言志而被刘义庆擢为临川王国侍郎,之后又先后入刘义季和刘濬幕府,随后依随宋孝武刘骏;大明五年(461年),鲍照出任刘子顼前军参军,故世称“鲍参军”。泰始二年(466年),刘子顼因起兵反宋明帝刘彧失败被杀时,鲍照于乱军中遇害,时年约五十一岁。在文学创作方面,鲍照在游仙、游山、赠别、咏史、拟古、数诗、建除诗、字谜、联句等方面均有佳作留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同时,鲍照的文学成就存在一个聚讼千古的严肃课题,即鲍照是否梁陈宫体诗的先导或滥觞。对此,南朝梁的萧子显、宋代的张戒、近代的刘师培、现代的陈钟凡、陈寂亦等评论家基本持赞同态度;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钟优民等则认为鲍照诗与宫体诗存在本质区别,二者不可同日而语。